壮医对蛊毒的认识

  2014-09-23  国医在线整理  阅读   

蛊,亦称蛊毒、蛊病,甲骨文作"*",像多虫同畜于器皿形。《说文·蛊部》曰:" 蛊,腹中虫也。"《赤水玄珠·虫蛊》云:" 蛊以三虫为首。......彼蛊证者,中实有物,积聚已久,湿热生虫。"《诸病源候论·蛊毒候》则载:" 多取虫蛇之类,以器皿盛贮,任其自相峻食,唯有一物独在者,即谓之为蛊,便能变惑,随逐酒食,为人患祸。〈周易正义〉卷三引诸氏云:" 蛊者,惑也"。故蛊病应有三类: 一为感受自然虫毒病邪而发,二为中畜蛊之毒而发病,三则是指流传于古代 少数民族地区的一种极为神秘的蛊道巫术。前者是指感受蛊毒病 邪而致虫毒结聚脏腑、阻滞经络而出现面目青黄、心腹切痛、吐血下 血、头痛腹泻等一系列症状的病证。相当于现代医学所认识的血吸 虫病、重症肝炎、肝硬化等病证。二者则是指中了人为毒药所引发 的一系列诸如腹痛腹泻、昏迷甚或死亡的病证。而后者则是由于社 会生产力低下,人们对蛊充满神秘感和恐惧感,导致心理或生理不 正常而患病。历史上,蛊病在壮族地区甚为流行,历代史志、文人笔 记、医学典籍及民间传说多有散在记述。由于历史上壮族只有自 己的语言,没有自己统一的文字,而相关的壮族文献资料中也缺乏 有关蛊毒的文字记载,直到隋唐后,文献中才出现有记载壮族蓄蛊 的材料。本文试图通过对诸多相关的医史资料、汉文史料及民间经验进行分析和总结对壮医蛊毒的认识源流及医疗实践的发展情况 进行梳理,以期能让人们对壮族医学的形成和发展有一个较为全面 和认识,为今后的临床运用和理论研究提供参考,并以此就教于各专家、同道。

一、壮族医药的历史源流

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的一个民族,其中分布在广西的有一千四百多万人,主要聚居在南宁、百色、河池、柳州等四个地区。

考古资料业已证实,广西曾经是古人类活动的重要地区之一。壮族先民自远古以来就生息繁衍在广西地区。1956 年在来宾县麟麟山盖头洞发现的"麟麟山人"化石,1958 年在柳江县通天岩发 现的"柳江人"化石,都属于旧石器时代距今约五万年左右的人类 化石。以"柳江人"化石的体质特征来说,正与今天壮族人的体质特 征相似。而近年来发现的"*皮岩人"、"灵山人" 、"荔浦人"等新 石器时代原始人化石也皆是壮族人的远祖代表。这表明今天的 广西壮族是由"柳江人"和居住广西同"柳江人"一个时期的人类擎 繁而逐渐形成。

民族史和民俗学的研究告诉我们,有文学记载的壮族先民,可 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激族和"百越"。楼人有文身、凿齿、楼居、悬棺 葬、使用铜鼓、善用舟梅、迷信鸡卡等风俗习惯。而"百越"的各个支 系,包括活动在广西北部地区的"西阪越"及活动于广西西南部的" 骆越",也大都有这些风俗习惯。" 壮为旧越人"," 就事实而论,两粤初的土著确系壮族",在不同的时期,壮族古代分别有西固、骆越、乌浒、但、僚、憧、土等不同称谓。"到一万几千年 前,壮族先民的足迹已遍及岭西",这是近、现代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结论。正是这些先民,用他们的勤劳、勇敢和智慧,在生产实 践和与大自然作斗争中创造了丰富的包括壮族医药在内的民族文化。从大量的考古资料和史料中,不难发现壮族先民在蔓草荒烟痒 房丛中所走过的足迹。

通过考察柳州一带旧石器时代的"柳江人"遗址、"膜麟山人"遗 址,南宁新石器时代的贝石遗址以及桂林的航皮岩遗址等各个文化 层次,我们发现壮族先民在渔猎采集生产活动中所使用的工具先后 有砍砸石器、刮削器、尖状器、石片、骨器、骨针以及陶器等,与当今壮医所运用的各种医疗用具显然有嬉递之迹。壮族先民由能取 火进而烧制陶器,开始熟食,由采食植物进而识别百药,服食外敷并煎煮熏洗,都是后来壮医惯用生草药食、敷、熏、洗的开端;遗址中的 尖状器、眨 ( 片 ) 石、陶片、兽骨、兽角、骨针,又都是后世壮医常用的 针泛、角治、骨刮的起源。

长沙马王堆汉墓和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中整理发掘的古医籍 和植物标本,都有壮族地区药物。〈五十二病方〉是我国最早的医方 吊书,其中记载的药物,有较浓厚的南方色彩,如青蓄、厚朴等,还载 入壮族地区的一些常见的病症,如蛊、漆疮、蛙蚀等。这是最早记载 蛊病是壮族地区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权威资料。罗泊湾汉基中的植 物标本,如铁冬青、稻、粟、大麻、黄瓜、香瓜、番木瓜、葫芦、桔子、李、 梅、青杨梅、橄榄、人面果、罗浮树、金银花、花椒、姜等,有不少是 药物。反映了汉代壮族地区药物的开发利用情况。

1161 年,郑樵在〈通志〉中将医书分为 26 类,分类中设岭南方 一项,标志着壮族医药在祖国医学中的特殊地位。宋〈图经本草〉共 21 卷,载入近百种壮族地区出产的药材,大量介绍了岭南但人、土 人、山人、僚、蛮的用药经验,充分说明壮族医药的发展对中原医 药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北宋传世的〈欧希范五脏图〉是庆历间,广 西"杀戮欧希范及其党凡二日,剖五十有六腹,宜州 ( 即宜山 ) 推官吴 简皆视详为之图,以传于世"。在祖国医学文献中要算是唯一最早 的人体解剖图 ,不但对壮族医药有实际意义,同时对中原医学也有一定影响。

壮医是壮族人民在生产、生活以及同疾病斗争的实践经验总 结,其历史源远流长,其内容丰富多彩。壮医对好发在壮族地区蛊 病的认识也较早,在防治方面亦有较为独特的方法。

二、蛊病的源流

蛊病曾是古代壮族地区流行较广的疾病,曾严重危害壮族人民 的健康和严重威胁壮族人民的繁衍。由于壮族聚居地处亚热带,气 候炎热,多雨潮湿,高山峻岭,江河网络,草木茂密,虫类滋生,是一 个多毒的环境,人极易感染患病,故过去被视为痒病之地。唐代诗 人沈俭期写的一首诗道:" 昔传痒江路,今到鬼门关。土地元人老,流移几客还。"有的还说:" 十去九不还。"故壮乡素有"蛊毒之乡"的称号。早在晋代的时候,岭南壮族的先民一一但人从高毒植物及 动物、矿物中提取毒素而制成的毒药如菌药 ( 以毒菌制成之毒药 ) 、 蓝药 ( 以蓝蛇头制成之毒药 ) 、焦铜药 ( 以焦铜制成之毒药 ) 、金药 ( 以 生金制成之毒药 ) 等,就曾令周边的民族闻之胆裂。由于壮族人 民没有自己的文字记载,故很难考证蛊病在壮族地区的起发年代。 但中原对蛊病的认识,应在商末殷代前。这可从殷墟出土的甲骨文 字中证实。〈甲骨文合集〉等 17185 、 17186 片蛊作"v 川毡",象 多虫同畜于器皿之中 。由于甲骨文作名以声立,字随名制,故蛊 病应在殷商时代即有出现。但对蛊病流行的地域,汉前之书大多没 有记载,只在晋代以后,才见有散在记载,如〈文选·苦热行〉李善注 引梁·顾野王〈舆地志〉云:" 江南数郡有畜蛊者,主人行之以杀人,行 食饮中,人不觉也......中之则憋"。这是较早对蛊病发病地域的记 载一一为江南数郡,但不够具体,只能据之知蛊病早发于长江流域 以南的南方之地。而到了唐代以后,历代文献皆有较多记载,其发 病地域,亦渐为明了。如唐·刘饲〈岭表录异·卷下〉云:" 岭表山川,盘郁结聚,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瘁,人感之多病,腹萨胀成蛊。俗 传有萃百虫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人家性 惨害也。" 刘饲这一记载不但指出了蛊病的发病区域一一岭表山川一一即今之两广地区,且对蛊病的形成原因一一即病因亦作了 详述: 认为由于两广所居之地为高山峻岭,江河网络,草木茂密,盘 郁结聚,不易疏泄,导致山岚雾气缭绕作痒;复因寒热无常,多雨潮 湿,湿热蕴积,毒虫繁殖,侵害人体而发蛊毒之病。刘悔的这些观 点,较客观地反映了当时壮族地区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环 境气候所引发的特殊病证一一蛊病。此外,古籍对壮族地区人为畜 蛊施蛊毒的记载亦较为详尽,如宋代周去非在其所著的〈岭外代答〉 中,就载有"广中蛊毒有二种,有急杀人者,有慢杀人者,急者倾刻 死,慢者半年死。剖"说明了人为的蛊毒,毒力峻猛,能直接致人于死。明·焦〈辨证奇闻·卷十〉载有:" 两粤有下蛊毒于饮食,吃之,面色渐黄,饮食倦怠,二三年元药解必暴亡。世传土人将各毒虫与 蛇揭等技缸中,使彼此相食,食完,取一不死者为蛊母,此谁也。"而考古学家业已证实:" 两粤初的土著确系壮族",亦即说明,对壮族地区蛊病的流行和发病,已引起了诸多中原学者注意和重视,并开始探索其发病的原因。到了清代,人们已较为清楚蛊病的发病 地点,如清·王士祯在〈香祖笔记·卷三〉记载有:" 两广云贵,多有蛊 毒。"这就进一步说明了壮族聚居地确为蛊病的多发地区。

由此可见,蛊病的发生与壮族地区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恶劣的气 候环境有关,与当时壮族地区的生产力低下和文化科学不发达有关。

三、蛊病的病因病机

从上述蛊病源流的一些资料中我们不难看出,流行于壮族地区 的蛊病,与壮族地区的特殊地理位置和恶劣的环境及生产力低下和 文化科学不发达等因素有关。壮族祖先聚居岭南亚热带地区,高山 峻岭,江河网络,草木茂密,阳盛之处,雾露所聚;毒虫猛兽出没无常,既是乍寒乍热,又多雨潮湿;且濒海,故湿热并重,气候环境恶 劣。各种动植物腐败所产生的痒毒、野生有毒的动植物及其他毒 虫,山岚毒气缭绕,郁结难以疏泄,发为虫蛊之毒,侵害人体而发蛊 病。正如唐·刘饲在〈岭表录异·卷下〉所说:" 岭表山川,盘郁结雾 ,不易疏泄,故多岚雾作瘁,人感之多病,腹萨胀成蛊。俗传有萃百虫 为蛊以毒人。盖湿热之地,毒虫生之,非第岭表人家性惨害也"。壮医对人体发病机理的认识,首先重视元气的决定作用,认为致病 因素是一种毒气,在人体元气不固时,毒气就侵害人而发病。

责任编辑:高燕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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